葡萄牙人是如何來到澳門的？

葡萄牙是西歐的小國，在歐洲的歷史上從來不曾輝煌過，為什麼在大海航時代，卻拔得頭籌，率先征服了亞洲？事情的原委，要從葡萄牙在遠東的“保教權”談起。

所謂“保教權”是天主教傳教事業上的一種優惠特權。天主教會​​在發展的初期，因召集信徒幫助修建各種宗教設施，而賜予他們各種特權作為回報。到中世紀晚期，這種特權在歐洲本土已經衰落，但隨著葡萄牙航海探險開始，它又在海外復興，成為歐洲國家瓜分世界的“理由”和“根據”。

海外“保教權”能夠確立的前提是，基督教國家普遍認可，他們有權把野蠻人和異教徒的土地佔為己有，而無須顧及土著民族的感受。或者說，你不信仰基督，你就不配佔有這個世界的土地和財產，甚至不配享有平等的生存權力。

你說這是什麼邏輯？這就是上帝的邏輯。上帝無法管人間的事情，於是天主教國家的國王們都承認，羅馬教宗有權分配這些地區的世俗統治權。

葡萄牙是一個窮國，卻在反對阿拉伯佔領的鬥爭中，最早建立集權制的民族國家，這就使它有了擴張的動能。葡萄牙要推銷國內的葡萄酒、橄欖油等商品，改變它在西歐國際貿易中的不利地位，最迫切需要的是黃金。歐洲的金礦很少，黃金供應嚴重依賴非洲，當時主要靠從西非穿過撒哈拉沙漠的商隊運來。要取得撒哈拉以南某個地方的黃金，或者奪取北非的一些貿易中心，或者直接與撒哈拉以南的黃金產地建立聯繫。對此，葡萄牙有天然的地理優勢。

葡萄牙人在非洲的殖民活動，持續了很長時間。 1416年佔領非洲北岸重鎮—摩洛哥的休達，控制了直布羅陀海峽，控制了通往地中海與大西洋間的海上咽喉要道。這就有力地保護了葡萄牙的商船隊和漁船，保證了葡萄牙的南下探險活動，葡萄牙的年度探險活動也以此為基地而逐漸展開。

這些殖民探險活動，需要尋求保護和合法性授權。宗教改革後號召力衰弱的教會，從葡萄牙人的活動中，看到了擴大在海外傳教的希望。於是，教宗與葡萄牙王室各取所需。

亨利王子向教宗提出包圍伊斯蘭，使伊斯蘭的實力枯竭。葡萄牙人對撒拉遜人（北非的阿拉伯人）的持續打擊，使教宗相信亨利王子有這個能力。借助葡萄牙人發現全世界的計劃，教廷要在全世界實現其宗教使命，而在航海事業上先行一步的葡萄牙，因而率先獲得了海外“保教權”，即征服他們所“發現”的東方國家土地和財富的權力。兩個使命激勵著葡萄牙人，一個是物質的刺激，黃金的需求，一個是宗教的狂熱，對穆斯林作戰的使命感。

15世紀後半葉，教宗頒發一系列訓諭維護葡萄牙的海外特權，比如，1455年教皇訓諭，確定已發現的“從博哈多爾角和納奧角、經過整個幾內亞，並從幾內亞到南方的地方”永遠屬於葡萄牙王室，“將來終要獲得的海外省、島嶼、港口、地方和海洋作為永久產業賜給阿豐索國王和他的繼承人”，甚至以革除教籍相威脅，禁止他人在沒有葡萄牙特許的情況下染指上述地方。

1492年哥倫佈在伊莎貝爾支持下到達美洲，使西班牙具有了要求“發現”權利的資本，在教皇的同意下，雙方經過艱苦的談判，1494年簽署了著名的《托爾德西拉斯條約》，規定西班牙可以征服西半球，包括哥倫佈在大洋的西方、朝向印度的方向，所發現的陸地和島​​嶼，以及其他在這個方向的尚未被發現的陸地和海島。

西班牙人極力掩蓋哥倫布的新發現，葡萄牙人則極力掩蓋迪亞斯實際上已經於1488年發現好望角的事實。雙方都是為了尋求到達盛產香料的印度，和壟斷同東方的貿易。

西班牙人對印度的概念受哥倫布影響，葡萄牙國王長期以來堅信繞過非洲可以到達印度，在談判時著意營造僅僅是捍衛非洲以西陸地的擁有權的印象，至於通過好望角到達印度是獲取香料最快最實際的一條航線，這一信息被長期保密和精心封鎖。 《條約》規定以經線或其他方式，在佛得角群島西面370里格處，劃出一條從南極到北極的直線，線以東所有找到的和將來找到的一切都屬於葡萄牙，線以西則屬於西班牙。通過《托爾德西拉斯條約》，葡萄牙保留了通往印度的真正航道，還爭得了今日巴西的一大部分地區。

雖然幾十年後，雙方在馬魯古群島的權利上又有一些新的修訂，但葡萄牙和西班牙瓜分世界的這種格局有效地持續了100多年，而此後發生的中國與歐洲的一切交往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逐漸展開。

自葡萄牙於1418年佔領北非休達城，到達伽馬1498年繞過好望角抵達印度洋卡利卡特，再到1510年建立果阿行政中心，管理東方的殖民地，次年控制馬六甲海峽。葡萄牙在教宗訓諭和《托爾德西拉斯條約》庇護下，實施征服東方政策，逐步成為現實。

葡萄牙人在南亞和東南亞的成功，刺激了其進一步到遠東去擴張。他們既理直氣壯，又恬不知恥：心態之一，宗教上的正義性，代表上帝來征服異教徒的土地和財富。心態之二，實實在在的物質財富的誘惑，從黃金到香料，以及其他的貨物轉輸貿易利益，使其欲壑難填。

葡萄牙人在東方的統治可分為幾種形式：1、葡萄牙人擁有絕對主權的真正的殖民地，有果阿、莫桑比克、馬六甲和第烏（Diu）等；2、主權屬於當地土著人國王，他們是葡王的盟友或納貢人獲得葡萄牙保護，葡萄牙人修建要塞或居民點、普通商站或官署，波斯灣到印度海岸一帶的多數地區屬於這種情況；3、完全從屬於當地所在國統治者意志而主權徹底獨立於葡萄牙王權之外的殖民地，這就包括葡萄牙人1557年建立的定居點，廣州附近的澳門。

葡萄牙人初來廣州挑釁，被明朝官兵擊敗，聲名狼藉。明朝嚴加防範，為什麼他們就有機可乘了呢？ 《明史·佛郎機傳》透露了其中一個奧秘。原來廣東省文武官的“月俸（薪俸）多以番貨代”，廣東地方官收入的相當一部分是用外貿物品的“抽分”（按比例向進口貨物徵稅）來獲取的。 “至是貨至者寡，有議复許佛郎機通市者。”嚴厲的海禁政策，“番舶幾絕”，使得進口斷絕，財路也就斷絕了。

1529年，兩廣巡撫林富（1475～1540）奏請准許佛郎機（葡萄牙）在廣州貿易，原因是，“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番舶不至，則公私皆窘。 ”他提出准許佛郎機互市有“四利”：

“祖宗時諸番常貢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餘，足供御用，利一。兩粵比歲用兵，庫藏耗竭，籍以充軍餉，備不虞，利二。粵西素仰給粵東，小有徵發，即措辦不前，若番舶流通，則上下交濟，利三。小民以懋遷（貿易）為生，持一錢之貨，即得輾轉販易，衣食其中，利四。助國裕民，兩有所賴，此因民之利而利之，非開利孔為民梯禍也。”

林富以政績優良、抗倭護疆著稱，他的奏疏說的是實情。可見，葡萄牙之得以在澳門從事經貿活動，明朝廣東地方官的支持是重要原因。

也有人提出把在澳門經商的葡人遷往外海， 1614年兩廣總督張鳴岡（1535～1616）的意見具有代表性。他說：“壕鏡（澳門）在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於我，一懷異志，我即致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姦宄安詰？制御安施？”他的意思是在澳門，我們尚可掌控，遷移到外海，則難以控制了。這個意見獲得了朝廷的同意。

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很快便形成以澳門為中心的海上貿易網絡。這條貿易航線是當時最長的國際貿易航線。它既是葡萄牙遠東商業利益的生命線，同時亦是葡萄牙實現其東方保教權的運輸線，充當運送傳教士、歐洲傳教經費和歐洲珍奇物品，以及聯繫中國傳教區與歐洲的通道。利瑪竇等傳教士無不是從這裡進入中國內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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